fiqxe 第五，涉外案件的审限。
那么，这样的职权是由常委会，还是由全国人大作出决定予以调整更为合适呢？这恐怕也是值得慎重研究的。这封信可能是常委会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公文形式。
比如，宪法没有规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须经全国人大会议批准，监督法从侧面对此作出规定，但并没有规定是以决议还是决定的方式批准，而实践中，以决议方式批准是惯例，所以，应当延续这种惯例。再比如，国家安全部是1983年由全国人大会议决定设立的，但1986年，常委会又通过了设立监察部的决定，同样是国务院的部门，一个由代表大会设立，一个又由常委会设立，这种设立的权限和区别是什么呢？是不是有些特殊重要的部门只能由全国人大设立，而一般的部门可以由常委会设立？要不要根据部门的重要性及其与公民基本权利的关联性来区别是由全国人大还是由常委会作出决议、决定更好？ 以上说的是国务院，其他中央一级国家机构也有一个组织设置的问题。区分重大问题的决定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意义不大。所以，地方组织法就只规定地方性法规不得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省级法规相抵触，这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作出的决议、决定，就显然不能一概地视为法律，并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了。比如，1955年，常委会还发出了一封《全国人大常委会给全国人大代表的信》，请代表把自己在工作、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中了解的情况，以及人民群众向代表反映的问题和代表意见，随时告知常委会。
那么，常委会能否在不直接修改宪法的情况下，以决定的方式对宪法进行临时性的实际修改？（2）这种对地方组织法的修改，也有与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相抵触的嫌疑。2.宪法法律的相关规定。决议、决定的效力是由其内容决定的，而它们的内容有政治性的、法律性的，也有政策性的，因而应当有相对应的三种效力。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各级人大包括全国人大，对于有关预算的报告，要作出批准的决议。3.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的所有决定，都是依据宪法法律行使职权的结果，不是直接执行就是间接执行宪法法律的决定，而无论直接还是间接执行宪法法律的决定，不仍然都是有关宪法法律问题的决定吗？一言以蔽之，不就是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吗？ 4.从形式上看，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无法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律问题行使职权的所有结果。有的规定了法律责任，有的没有规定法律责任，所以，很难要求决议、决定都具有法律效力。（8）常委会的一个或者多个决议、决定包括法律解释，能否成为作出其他决议、决定的根据。
（一）国务院机构改革中的三个问题 1.国务院的组织及其职权，是由法律作出比较稳定详细的规定为宜，还是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决议、决定频繁地调整改革为宜，不甚清楚。作出这个决议前，常委会听取了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的汇报，对国务院在扑火救灾工作中采取的措施表示满意，深刻总结了教训，批准撤销林业部部长职务，并对相关各方面的工作进一步提出要求。
但宪法没有像规定国务院有权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一样，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有权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监察法规。其中，对于经济特区，理论实践中关注较多的是对它的授权立法问题，而对其批准设立的主体和方式，关注并不多。有的是针对单一法律问题进行补充、解释、细化或者具体落实的，如1980年、1981年通过的关于县级直接选举工作问题的决定，关于死刑核准问题的决定等。这就使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了很多决议、决定，但这些决议、决定应当对应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哪些具体职权，在何种情况下适用，则很不清晰。
1981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推迟审议宪法修改草案期限的决议，1982年又通过了关于国歌的决议。按照这一规定，地方性法规不得抵触的上位法，不仅包括宪法、法律，还包括政策、法令、政令等，而什么叫政策、法令、政令，实际很难界定。对这两个阶段做适当的划分，是必要的。如果以是否以会议通过为标准，在其他党政机关可以作区分，但在人大及其常委会就不好区分。
这些特殊的自由贸易区域已经具有类似经济特区这类行政区域的特点，不仅有配套的管委会等党政机关，有的地方还设立了自贸区法院，有的地方正在积极研究其中的立法权限和立法内容。3.凡属存在重大争议和不同意见，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并形成多数共识的，应当用决议而非决定。
2.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既有立法方面法律问题的决定，也有行政执法方面法律问题的决定，还有监察机关、司法机关执行法律问题的决定，但各类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依据不就是宪法和这几方面的法律吗？即使国家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也要依据宪法法律行使职权，所以，所有针对国家机关职权行使作出的决定，都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找到与法律的关联点，都可以说是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比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对某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分配的方案、选举的方案，以及每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及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的表决办法等文件，实际就适用一次，不具有法律规范反复适用的特点，以学理上的认识为标准，就很难说它们是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与1954年《宪法》和那一时期的相关法律规定国务院以及地方行政机关有权发布决议不同，1982年《宪法》和地方组织法均没有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有权发布决议，而是规定它们有权发布决定（国务院的部门只可以发布命令、指示、规章，既不能发布决定，也不能发布决议）。这类事项在1982年《宪法》之前更多是作出决议的，但从这些年的实践看，叫决定已经成为惯例。（7）常委会作出决议、决定应否有宪法法律依据。这样，决议就具有了要求执行的内容和期限，是法律规范性质的，因而具有法律效力。考察这些细微的宪法法律规定，对于进一步区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以及人大及其常委会与政府行使职权的区别变化，会有所启示。值得注意的是，《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在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作出决议的同时，还规定，政务院其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以及地方政府，均可在权限范围内颁发决议。
再比如，2018年，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依法推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议，也是适宜的。这是惯用提法，但是否准确、科学，值得研究。
但是，以上几个决定，从宪法法律和法理上看，仍然有一些需要研究的问题。凡宪法法律规定由两机关行使决定权的，或者法律性较强的、改革探索性的事项，宜称决定。
从语义上考察两个用语的具体含义，梳理和总结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建国以来运用决议、决定的具体实践，并对其中的诸多问题展开研究，对于完善国家权力机关行使职权的方式方法，提高人民当家作主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即使适用于人大及其常委会，也会遇到明显的困境。
4.对决议、决定的使用，与宪法规定不尽一致，缺乏严格、稳定的区分标准，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例3：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明确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有权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监察法规。而与法律性直接对应的一般是指政治性，那么，是不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还有一种属于政治性质的？如果有，这种政治性质的决议、决定，又有什么标准和特点？是否具有约束力或者规范性？与法律性的决议、决定又有什么区别？而除了这两类性质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性质的决议、决定，或者说是既不能归于法律性质，也不能归于政治性质的决议、决定？这些问题都需要慎重研究。从法理上说，凡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决定的，都可以说是重大问题。
2019年，常委会对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授权，如果从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看，可能就有值得研究的地方。其中，1955年到1965年，1979年到1982年的两个时间段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每年都会作出一个甚至多个关于国务院机构调整的决议或者决定。
这种解释是否科学，能否适用于国家机关，特别是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职权中的各种情况，值得研究。与1954年《宪法》和相关法律相比，作出决议的针对性很明确，即针对的是其他国家机关和组织所作的报告，包括特定问题调查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报告、审计报告和专项工作报告，即决议是听取报告后作出的。
其中，政务院的政务会议每周举行一次，其决议和命令也须由出席会议的政务委员过半数同意始得通过，而政务院所属各机关也一律实行委务会议、部务会议、会务会议、院务会议等会议制度。但是，根据监督法的规定，常委会在必要时，可以对专项工作报告作出决议，一府两院应当在决议规定的期限内，向常委会报告执行决议的情况。
但1956年，一届人大三次会议却作出一个关于修改《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5条第4款第5项规定的决议。1982年《宪法》实施后，常委会这方面的决定数量仍然不少，但内容已由国务院扩大到军事机关，有几个例子： 例1：1983年作出关于由对外经济贸易部行使原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的批准权的决定。决议、决定的效力与法律、法律解释等是否有区别，宪法法律对此缺乏规范，需分类明确。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条例只适用于党的机关和行政机关，并不适用于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其他国家机关（但这个条例及前几个条例的有关规定，对于对比认识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5.实际工作中对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所进行的分类，是否科学，值得研究。但1979年、1981年，常委会又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制定的法律、法令效力问题的决议，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04条的解释，以及关于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的决定，也成为这个决定制定的根据。而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在列举公文的种类时，并没有决议一项，只有决定，并规定，决定适用于对重要事项或重大行动做出安排，奖惩有关单位及人员，变更或者撤销下级机关不适当的决定事项。
由此可以合理推想，政务院下属各机关以及地方政府发布的决议内容更为庞杂。宪法和立法法均规定，常委会可以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不得与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